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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霸陵会引起如此大关注?汉文帝霸陵之谜

浏览: 编辑:中国新闻时政网 时间:2021/12/21 15:09:43
导读:汉文帝霸陵考古后续:目前不会进行挖掘 附近村民称早年常有盗墓贼  来源: 正观新闻  文帝为何不跟随父皇高祖刘邦、皇兄惠帝刘盈入葬咸阳原皇家墓葬区,而是另选远离咸阳原的白鹿原营建帝陵?江村大墓(霸陵) …

  来源: 正观新闻

  文帝为何不跟随父皇高祖刘邦、皇兄惠帝刘盈入葬咸阳原皇家墓葬区,而是另选远离咸阳原的白鹿原营建帝陵?

江村大墓(霸陵)外藏坑出土的陶俑。 视觉中国供图江村大墓(霸陵)外藏坑出土的陶俑。 视觉中国供图
薄太后南陵外藏坑出土文物。 国家文物局供图薄太后南陵外藏坑出土文物。 国家文物局供图
江村大墓与凤凰嘴、南陵、窦皇后陵位置关系。 国家文物局供图江村大墓与凤凰嘴、南陵、窦皇后陵位置关系。 国家文物局供图
2021年12月14日,西安,实拍江村大墓(霸陵)外藏坑挖掘现场。 视觉中国供图2021年12月14日,西安,实拍江村大墓(霸陵)外藏坑挖掘现场。 视觉中国供图

  陕西西安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,近日被确认为西汉文帝帝陵——霸陵,纠正了《类编长安志》等传统史籍关于霸陵位于凤凰嘴下的千年误会。霸陵地理位置的正式确认,填补了西汉帝陵研究的重要一环,使西汉十一帝陵的名位全部确定,但围绕着霸陵和文帝的历史之谜并未完全揭开。

  比如,富有四海的文帝,为何一改从上古商周到近世秦汉的两千年厚葬旧俗,力行薄葬新风?

  文帝为何违背祖制,不跟随父皇高祖刘邦、皇兄惠帝刘盈入葬咸阳原皇家墓葬区,而是另选远离咸阳原的白鹿原营建帝陵?

  霸陵帝陵居中、外葬坑环绕的结构布局,与高祖长陵、惠帝安陵明显不同,这一耐人寻味的陵制差异,究竟透露出什么微妙的信息?

  节俭薄葬之谜

  早在上古时代,人们就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。《礼记·祭义》有“事死如事生”之说,认为财产的占有不因生死而发生本质变化,财富既是生前炫耀的光荣,也是死后生活的保障。殷商时期,这一观念更加强化,先人魂魄受到后人无限崇拜,社会心理开始崇尚厚葬。考古发掘的殷商贵族王室墓,王陵规模浩大,墓穴精致豪华,随葬物品丰富。

  周代商后,继承了厚葬之风,不同阶层人士的墓穴和随葬品规格都有不同的规定。死者生前地位越高,随葬品越多。春秋战国时期,礼崩乐坏,超越礼制束缚的僭礼、越等厚葬更加普遍。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缔造者,秦始皇帝陵的奢华厚葬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。

  西汉初年,历经秦末战乱和楚汉之争,人口减少,经济凋敝。据《史记·平准书》,当时“自天子不能具钧驷”,天子都没有用四匹同样毛色的马匹拉的车驾;“将相或乘牛车”,文武百官只能坐牛车;“齐民无藏盖”,平民百姓家里没有储蓄余钱;物价腾贵,“米至石万钱,马一匹则百金”,一万钱才能买一石米,一百金(10家中产家庭总资产)只能买一匹马。

  虽然自高祖刘邦起,汉朝就实行休养生息政策,但社会生产力历经惠帝到文帝时期仍然没有完全恢复。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制约下,文帝没有实行厚葬的经济基础。

  但更重要的,是文帝本人主观上的节俭治国思维。据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,文帝在位23年间,没有新修宫室苑囿楼堂馆所,没有增添车马衣物,平时只穿粗厚丝绸制作的衣服,最宠幸的慎夫人所穿长裙也不会拖到地面,帷帐上没有刺绣,“以示敦朴,为天下先”,为天下人做节俭表率。

  文帝“尝欲作露台”,让工程技术部门估价后发现需要耗费百金。文帝认为,“百金中民十家之产,吾奉先帝宫室,常恐羞之,何以台为”,百金相当于10户中产家庭的全部财产,他继承先帝皇位都诚惶诚恐,若修建如此铺张奢侈的露台更是罪上加罪,遂停废此事。

  文帝在现世生活中的节俭态度,自然会投射到他对身后陵寝的修建上,故能不去追随从商周到秦汉近两千年的厚葬余风,身体力行地改行薄葬。而文帝实行薄葬,可能还有防止身后被盗墓摸金的顾虑。

  由于人们把厚葬当成炫耀地位财富的方式,导致大量珍宝重器聚集地下,盗墓现象由此产生,严刑重法都无法遏制。吴王阖闾墓违礼厚葬,结果不到10年就被人盗掘。著名的秦公1号大墓即秦景公墓,墓室奢侈,葬品丰厚,荣登遭盗掘次数和盗洞数量榜榜首。考古工作者发掘此墓时,刚揭开墓上的耕土层,就发现盗洞247个;发掘到第3层台阶平面时,也有60多个盗洞;发掘到椁室时,还有10多个盗洞。考古学家据此推测,秦公1号大墓从汉代一直被盗掘到唐宋,成为摸金校尉们的“网红打卡地”。

  西汉时期,社会精神豪放旷达,江湖气颇重,“掘冢”挖墓成为常见的发家致富营生,逼得汉文帝必须在帝陵的修建中充分考虑防盗问题。

  中国古代帝陵修建,通常从皇帝即位时就已经开始。大致在前元三年(前177),文帝曾到霸陵视察工程进展情况。看到帝陵风水极佳,施工有条不紊,文帝兴奋地言道,“嗟乎!以北山石为椁,用紵絮斮陈漆其间”,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成棺椁,把麻絮切碎填充在石头缝隙中,再用漆将石头、麻絮黏合为一体,那任谁即使有金刚钻也无法撬开霸陵。

  左右大臣一片拍马溜须颂扬之声,只有中郎将张释之从容进言,“使其中有可欲者,虽锢南山犹有隙”,如果里面有人们想要的东西,比如大量贵重陪葬品,即便是将华山秦岭等南部山脉全部封禁,也会留有可乘之机,被人打开发掘;“使其中无可欲者,虽无石椁,又何戚焉”,如果里面没有激发人们贪欲的丰厚陪葬品,就算不用石头棺椁也会安然无恙。文帝听后,幡然醒悟,“称善”。

  因此,文帝在霸陵的修建中“皆以瓦器,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”,只陪葬陶制品,不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金属装饰;甚至“不治坟”,不起高坟,其意不仅是“欲为省,毋烦民”,节省民力,更是避免高大坟冢惹人注目,引来摸金之徒。

  后元七年(前157)六月初一,文帝在未央宫驾崩,遗诏中言“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,靡不有死;死者天地之理,物之自然者,奚可甚哀”,认为生老病死是天地万物的自然归宿,无需哀痛,对死亡颇为看淡;并批评当时的厚葬之风,“当今之时,世咸嘉生而恶死,厚葬以破业,重服以伤生,吾甚不取”,表示要带头破除厚葬之风,要求自己的祭祀大典不得超过三天,全国百姓三天之后必须脱下孝服,不得禁止百姓婚丧嫁娶;且“霸陵山川因其故,毋有所改”,保持霸陵山川原样,不得有任何改动。

  文帝遗诏并不是表面文章、政治作秀,考古工作者在霸陵发现的金银装饰陪葬品非常少,大多是烧制的陶俑,只有少量小件铁器、铜器。即使是陶俑,也只有原样三分之一大小,并非实用器物。霸陵考古的实际出土,基本上印证了史籍中关于文帝薄葬的记载。

  但在距离霸陵2000米左右的文帝母亲薄太后南陵,考古工作者却发现了上百件明显带有异域草原风格的金银饰品,且陶俑都是按照原样制作,具有实用性,质量等级高于文帝帝陵陪葬。这一发现,不仅印证了史籍中薄太后文帝母慈子孝关系的实情,更隐藏着文帝霸陵选址远离父皇高祖刘邦长陵、皇兄惠帝刘盈安陵的秘密。

  远离父兄之谜

  刘邦提三尺剑平定天下建立汉朝后,在长安西北的咸阳原设立皇家墓葬区,驾崩后安葬于咸阳原长陵,其子惠帝亦在咸阳原营建安陵,陪伴父皇。经过两代君主的示范带动,大汉天子入葬咸阳原已经成为政治正确。

  汉惠帝早逝无亲生子,以吕后、吕产、吕禄为代表的吕氏外戚企图拥立非惠帝之子为帝,以继续控制朝政。汉家社稷危在旦夕。周勃、陈平等元老在吕后去世后,果断发动政变,诛杀诸吕,立惠帝之弟、且是刘邦在世诸子中最为年长的四子代王刘恒为帝,是为文帝。

  文帝以藩王身份继承大统,走向人生巅峰,但在帝陵政治上面临一个在既有空间内无法化解的难题。西汉帝陵规制遵循西周“昭穆制度”,即始祖之后,父为昭,子为穆。在墓葬排列和宗庙排位中,父亲即始祖儿子为昭,在左;儿子即始祖孙子为穆,在右;始祖孙子之子又为昭,在左;始祖孙子之孙又为穆,在右,以此类推。在昭穆序列中,父子始终异列,祖孙始终同列。

  具体到咸阳原西汉帝陵格局,高祖刘邦长陵居昭位,在左。惠帝作为高祖之子,其安陵居穆位,在长陵右边即西方。按照昭穆制度,下任皇帝帝陵则应在长陵左边即东方。但文帝并非惠帝之子,而是惠帝同父异母兄弟,同属高祖之子,同居穆位,不能居长陵之左即东方,而右边西方又被哥哥惠帝捷足先登。文帝在帝陵的营建上处于左右不得逢源、东西无法过问的尴尬境地。

  如果继续在咸阳原营建帝陵,不仅文帝本人的位置无法摆布,母亲薄太后即薄姬的名分亦颇为尴尬。

  薄姬原为秦末群雄之一的魏国公子魏豹妻妾,魏豹本与刘邦共同对阵项羽。后有相面大师为薄姬看相,认为薄姬贵不可言,当生天子。魏豹自认天命在身,遂脱离刘邦中立,试图以一己之力逐鹿天下。刘邦大怒,派大将曹参灭掉魏豹,将薄姬纳入后宫,但“岁余不得幸”。

  薄姬后来在“少时”闺蜜好友——此时深受刘邦宠爱的管夫人、赵子儿两位美人的帮助下,才得以侍寝。据《汉书》,薄姬在侍寝前告诉刘邦,“昨暮梦龙据妾胸”,昨夜梦见有金龙钻入怀中。当夜薄姬便“有身”,十月怀胎后生下文帝。但薄姬生子后并没有改变境遇,而是继续不得宠幸,长期没有晋封。

  正是因备受冷落,薄姬才被嫉妒心极强的吕后放过,在刘邦死后随同此时已经受封代王的儿子到代国居住成为代国太后,而不是如刘邦其他宠姬一样幽闭宫中。

  文帝即位后,薄太后母以子贵,从代国太后升级为大汉太后,但在她面前仍然有一个无法迈过去的正牌太后吕后。如果文帝在咸阳原营建帝陵,母亲陵墓也要一起安放此处陪葬刘邦长陵,在礼制等级规格上不免要低吕后一等。这是名列“二十四孝”、为母亲亲尝汤药的文帝断不能容忍的。所以,他只能另辟蹊径,选择在长安东南的白鹿原营建帝陵,以便按照大汉太后的规格来设置母亲陵墓。

  而文帝之所以选择白鹿原而非其他地方修建陵寝,亦与汉初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。这一形势不仅关乎霸陵地理位置的选择,更关乎霸陵内部的陵墓布局。

  陵墓布局之谜

  西汉初年,中央朝廷同时面临西北匈奴和东南诸侯国的双重压力。当年刘邦之所以选择西北咸阳原为皇家墓葬区,其意即是通过在皇陵周边大规模设置陵邑、充实人口,修建长安西北防备匈奴南下的门户屏障。文帝选择白鹿原,亦是看重其西北低、东南高的高敞地形优势,能够对东南各诸侯国形成地理压制态势。

  外攘匈奴、内安诸侯的前提,是中央朝廷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和皇帝权威的加强。高祖刘邦虽是开国之君,但其天下是与功臣共同打下。刘邦虽然通过叔孙通制定朝仪方知天子之贵,但从其晚年无法更换太子一事,可以发现其皇权仍然被功臣集团深度制约。惠帝刘盈仁懦,不仅被母后控制,还被功臣压制,遑论振兴皇权。

    文帝入继大统后,运用一系列“区别对待”“打拉结合”的政治手腕,分化瓦解以陈平、周勃一文一武为首的功臣集团,对朝廷高层进行大洗牌,有效管控推举其上台的功臣。同时起用贾谊等后起之秀,采用贾谊“列侯就国”之策,将周勃等拥有侯爵的军头渐次赶出长安到封地居住,逐步摆脱功臣集团在长安对皇权的牵制。

  随后,文帝在贾谊等人的谋划下,有意通过礼仪制度建设,抬高皇帝威严。考古工作者在霸陵陵区发现,100多个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都围绕着帝陵,呈现出一种向心式的政治布局。这一布局形式,在高祖长陵和惠帝安陵中都没有出现,反映出西汉历史进程中皇权增强的事实。

  正是在内部凝聚力增强和政令统一的基础上,文帝才能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诸侯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。文帝部分采纳贾谊《治安策》中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方针,初步解决了齐国和淮南国两个最大的政治隐患,使得儿子景帝能够用短短三个月就轻松平定吴楚等国反叛中央的“七国之乱”,最终为“文景之治”的出现和两汉四百年太平之局奠定根基。

  (wc来源:中国青年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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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责任编辑:王珊珊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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